很多公司面临信任危机。一方面来自于疫情、气候、环境、媒体舆论等外部因素，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公司内部：股东、客户、员工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随着董事会的职责越来越繁重，在未来的公司治理工作中，董事会要打破以往的模式，注重公司的长远利益，协调好一切与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获取从公司内部到各行各界，乃至整个社会的信任，承担更广泛的责任。
通过一系列文章，为大家解析当前时代环境中董事会面临的信任危机的来源。同时，从公司治理的多个层面给出建议，帮助董事会转变自身角色，更好地参与到公司治理当中。
法律在不断变化和更新中，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联系吕晓飞(Peter Lu)律师。
吕晓飞律师多次代表世界500强企业成功进行跨境并购、上市、重组等业务。吕律师从业至今在其参与的国际重大诉讼中保持着全胜纪录。此外，吕律师还帮助多个行业的客户成功应对外国政府监管调查，并就公司治理和危机管理提供法律建议。
吕晓飞律师同时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专业硕士校外导师，并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开设国际并购学分课程。吕律师经常接受中西方主流媒体采访，多次被英国议会邀请就重要议题和法案进行专家作证,包括与英议会议员共同讨论新《国家安全和投资法案》草案，并为草案的修改提供建议。
在大多数司法管辖区，董事都负有受托责任(Fiduciary duties)，要为所服务公司的最大利益行事。在美国历史上，这种责任被解释为“为股东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责任。在英国，最新主张的股东价值方法意味着，董事为公司的最大利益行事以实现全体股东利益时，也必须考虑到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公司的长远前景。很明显，最近投资者的措辞正在发生变化，以前强调“回报”和“创造利润”，现在强调“价值创造”和“韧性”，迫于新冠疫情的压力这一切的进程都在加快。
企业面临的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越来越大。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员工和客户，要求企业在运营和治理中嵌入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的政策并实施。有好几项研究都突出表明，员工、客户和投资者对着重实施环境kaiyun！、社会和治理(ESG)非常重视。
可持续战略：确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优先事项、将可持续性作为业务模式核心组成部分的考虑因素
实施可持续发展倡议可能会经常伴随着困难。其中一个业务挑战是不同司法管辖区的监管要求分散。公司总部的地理位置将决定实施什么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标准，以及是否要求公司在所有市场采用全球最佳实践。如果没有一致的战略方针，公司将会破坏利益相关者的信任，并可能错过重要的创新机会。
可持续发展策略的定制和适合度也很重要。企业就像指纹一样——没有两个企业是相同的，每个企业都有不同的文化、利益相关者和优先事项。对于企业来说，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倡议都应该根据团体的特定目标、价值观以及其利益相关者的期望特别制定。
企业也需要进行风险评估，以确定企业当前面临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问题。风险或重要性评估是帮助从公司的商业角度判断公司面临的关键或重大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挑战和机会的必要条件。
有了这个参考框架，企业可以优先将资源应用到重要的问题上，并根据这些目标构建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计划。考虑到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规则的快速演变，这些决定需要定期重新审查，并得到管理层和董事会的充分理解，以确保公司的计划最大程度地与公司的目标保持一致。在公司内部明确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的目标和优先事项，公司就可以正确地构建计划，有效地执行目标和优先项。公司内部的明晰也将有助于解决棘手的挑战，即如何以最佳方式向利益相关者和市场报告和披露公司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计划和业绩的信息。
作为公司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评估的一部分，有必要审查一系列报告标准和框架，评估那些对公司影响最大和最适用的标准和框架，包括不同方法的相对成本和效益。进行方法评估时，可以考虑其他公司的披露情况和本公司的独特情况。
最有效的办法是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视为一种降低风险的方法，而不是在全公司各职能部门或各区域单独制定多种战略或举措。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应成为董事会风险监督议程的一部分。毕竟，所谓“良好的公司治理”，“治理”(G)才是成功的关键。
公司的治理框架应该为治理环境和社会风险建立路线图。例如，全球各监管机构越来越一致地认为，气候和环境风险是一种金融风险，应该按照金融风险来管理。
新冠疫情的发生导致一些专业人士建议，需要增加一个“E”(员工Employees)，因为从卫生健康和业务运营的角度来看，员工可以说是最关键的企业风险。还有观点补充表示，考虑到投资者对公司及其董事会的期望很重要，而且这种期望与董事的受托责任(Fiduciary duties)对董事的要求相一致，因此“S”(管理能力Stewardship)也很关键。最后，重要的是要将数据治理整合进这个框架中，因为数据已经成为许多公司的重要资产，价值不断攀升。
在新冠疫情之前，投资者对业务模式不可持续的公司或是公然无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的公司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信心流失。有清晰的迹象表明，这一趋势在未来肯定会加速。
随着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对企业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以有效的方式将可持续发展与业务结合将是建立信任的关键。
如何衡量公司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议程的有效性?目前，全球都在热烈讨论如何获悉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的进展，并以全球化的标准方式向市场报告业绩。报告标准的分散性和自愿性使得获悉积极影响变得困难，而在不同行业之间建立共同基准也有难度。
缺乏可执行的标准尺度和配套的必要保证使评估一家公司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信誉变得很难。这一困难又导致了关于打击“漂绿”行为的建议，亦或是对不公平排名的指责，因为排名使用的衡量标准不适合该公司。为此，有观点表示监管机构必须介入，制定共同的报告框架和标准，以便为一定规模的上市和非上市公司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制定共同的标准可以让高管决定关注什么、为什么重要，以及如何报告进展。与此同时，各企业正在努力通过世界经济论坛国际工商理事会等机构，提高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和可持续发展指标的标准化和一致性。
随着各公司开始为应对新冠疫情而进行转变、调整和战略制定，建立kaiyun官方网站。、整合、衡量和报告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实施的紧迫性不容低估。从认识到需要全球化的衡量标准来衡量公司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信誉，到最近企业在疫情期间采取的行动如何提高或损害企业的声誉，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显然将继续成为关注的主题。
·贝莱德公司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致股东的信强调了公司文化和对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承诺的重要性。
·2019年8月在美国的《商业圆桌会议声明》阐述了抛弃股东至上、考虑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英国国家学术院的《目标性商业原则》(Principles for Purposeful Business)为企业确立了解决人类和地球问题的任务，强调目标性商业。
·英国的监管变化意味着英国的董事必须在年度报告中纳入关于他们如何行使受托责任(Fiduciary duties)的内容。
·现在，英国政策的重点是投资者与被拖欠公司就利益相关者权益的问题和结果的接洽。
·《金融时报》的微网站“道德货币”(Moral Money)，每周都会对新冠疫情蔓延局势中的“圣人与罪人”进行点名。
•董事会是否消息灵通，是否会在董事会倾听每个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并将其作为决策的一部分?
公司如何确保从风险和机会的角度优先关注最重要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问题?
•董事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向其所有者阐明它如何利用利益相关者治理来改善决策、确保长期价值创造和危机期间的恢复力?
•为吸引投资者参与、改善资本获取途径，公司如何在回报之外同时向董事会报告价值创造和韧性?
•如何衡量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议程的成功?企业是否应该重视在某些方面不遵照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采取行动的风险?
•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战略(例如旨在实现成本免除或创收的战略)和绩效对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是否具有价值?
•公司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战略是否独特且差异化，从而成为竞争优势的来源?
